2023开年首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稳物价专题新闻发布会******
1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稳物价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副司长牛育斌、副司长周伴学出席发布会，就物价总体形势走势、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保持能源价格稳定、国内生猪市场价格形势、困难群众物价补贴、春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答记者问
央视新闻记者：请介绍一下2022年我国物价整体情况，国家采取了哪些措施保障物价平稳运行？2023年物价走势如何？
万劲松：2022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加强粮食、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着力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和大宗商品价格调控，我国物价总水平持续平稳运行，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单月涨幅始终运行在3%以下，全年上涨2%，大幅低于美国8%左右、欧元区8%以上、英国9%左右等发达经济体涨幅，也明显低于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7%—10%（1—11月份）的涨幅。国际胀、国内稳，对比十分鲜明。
回顾2022年稳物价工作，重点是做好“稳民生商品、稳大宗商品、稳市场预期”三方面工作。一是以粮食和生猪为重点、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为抓手，全力稳定重要民生商品价格。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促进粮食稳产增产。及时开展储备调节，缓解生猪猪肉价格大幅波动。定期调度并指导各地建立健全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多措并举抓好保供稳价。二是以煤炭为“锚”，千方百计稳定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创新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出煤炭价格合理区间，明确煤炭领域哄抬价格行为认定标准，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实现煤炭价格总体在合理区间内运行。煤炭价格的稳定，为稳电价、稳用能成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落实好天然气价格政策，充分发挥国产气保障作用，完善中长期供气合同机制，保持国内居民用气价格基本稳定。三是创新预期管理机制，稳定市场预期。加强政策信息发布，及时释放调控信号。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遏制过度投机炒作。
展望2023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位波动，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存在，但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粮食生产连续丰收，生猪产能合理充裕，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基础能源保障有力，保供稳价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记者：重要民生商品关系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国家在保供稳价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牛育斌：重要民生商品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坚持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围绕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做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过程“不容易”，成效“不平凡”。全年CPI中的食品价格指数上涨2.8%，明显低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10%左右的涨幅。国内外粮价涨幅对比更加明显，国际小麦、玉米价格月度同比涨幅最高达到74%和36%，而我国小麦、玉米价格走势较为平缓，成品粮零售价格更为稳定，全年36个大中城市大米零售价比上年下降1%，面粉零售价比上年上升3%。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狠抓机制建设。强化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推动各地建立健全监测预警、预期引导、区域协作、储备调节、产销衔接等方案预案，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逐步完善。
二是加强监测预警。密切监测各地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运行情况，加强市场形势分析研判，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并提示预警。建立定期调度制度，对各地保供稳价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风险点进行提醒，压实工作责任，督促补短板、强弱项。
三是丰富调控手段。指导各地围绕产供储销全链条加强保供稳价。生产方面，稳定粮食和生猪生产，主产区和主销区共担保供稳价责任；督促大中城市落实人均菜地最低保有量要求。流通方面，推动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强化跨区域合作，开展联保联供；指导各地畅通运输物流，降低流通成本。储备方面，指导各地落实成品粮油、猪肉、北方城市冬春蔬菜等储备并适时投放，保障市场供应。终端环节，提升大中城市市域配送能力，及时开展平价销售，确保终端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总的看，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较为完备的调控体系、丰富的实践经验，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保障好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消费需要。
澎湃新闻记者：受多种因素影响，2022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国家在保持能源价格稳定方面有哪些重要举措？
周伴学：2022年，国际能源供需形势复杂严峻、价格大幅上涨，多个国家遭遇能源危机；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国际冲击叠加极端天气频发，能源保供稳价面临较大风险挑战。国家发展改革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持续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基础上，创新机制、稳定预期、加强监管“三箭齐发”，以煤炭为锚着力保持能源价格总体稳定。2022年1—11月，美国、欧元区CPI中能源价格同比分别上涨约27%和38%，而我国CPI中居民水电燃料价格仅上涨约3%，汽柴油价格涨幅也明显低于美欧。
一是创新机制。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坚持系统观念，煤价改革、电价改革“双管齐下”，以机制创新支撑能源保供稳价。改革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按照“下限保煤、上限保电”的原则，提出煤炭价格合理区间，同步明确煤、电价格可在合理区间内有效传导；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创新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制度，引导市场交易电价合理形成。上述改革措施实现了煤价、上网电价、用户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三价联动”，有效稳住了煤价，进而实现稳电价、稳用能成本。坚持保障民生，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
二是稳定预期。通过“打明牌、定边界”方式，持续加强宣传解读和预期引导，积极应对价格异常波动风险。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方案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同步发布公告明确煤炭领域哄抬价格行为认定标准，连续发布16篇煤炭价格政策系列解读，编印3000份《煤炭价格政策宣传解读手册》送至煤炭企业和相关单位，部署主产省多次召开政策宣讲会，全面完整解读煤炭价格“新政”，促进形成广泛市场共识。对相关煤炭生产贸易企业、资讯机构开展约谈提醒，及时纠正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炒作等行为。
三是加强监管。建立煤炭价格监测和成本调查制度，开展煤炭价格指数行为评估和合规性审查。每日监测煤炭出矿、港口、到厂现货价格，每周监测中长期交易价格，每月调度重点发电企业合同信息，及时了解一手市场价格情况，发现异常波动及时预警处理。对煤炭价格涉嫌超出合理区间线索开展拉网式调查、聚焦式核查，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一系列改革调控监管措施有效稳定了我国能源价格，为稳增长、保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欧美国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2022年我国居民电价、气价均保持稳定，欧美国家则明显攀升，美国、欧元区2022年1—11月CPI中电力价格同比涨幅分别达12.9%和36.3%，天然气价格同比涨幅分别达26.6%和56.5%。
东方卫视记者：针对猪价周期性波动，国家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生猪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后一段时间国内生猪市场价格形势会怎样？
万劲松
2009年，国家出台了生猪价格调控预案，并于2012年、2015年、2021年三次修订完善，主要目的就是缓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促进生猪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受周期性、季节性、超预期因素叠加影响，2022年生猪市场形势较为复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测分析预警，强化预期引导和市场监管，加强储备调节，精准有力开展市场调控。一是强化监测预测预警。不断丰富监测指标体系，加强调研会商，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发现问题立即预警。二是积极开展储备调节。2022年上半年生猪价格低位运行时，及时开展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连续13批次收储中央猪肉储备，同时督促指导各地同步收储，提振市场信心。下半年生猪供应偏紧、价格一度过快上涨时，连续7批次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指导各地同步投放地方储备，增加市场供应。三是强化市场监管。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提醒企业加强行为自律，要求不得控量抬价、不得串通涨价。约谈部分故意渲染生猪涨价氛围的自媒体，提醒告诫部分夸大其词的市场机构。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防范资本过度投机炒作。四是积极稳定市场预期。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稿等形式，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引导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缓解了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
我们关注到，受猪肉消费较往年偏弱、生猪供应阶段性增加等因素影响，近期国内生猪价格有所回落。各方分析认为，当前国内生猪产能总体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23年价格波动幅度会比2022年小一些。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紧盯市场动态，按照预案规定及时采取调控措施，促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
深圳卫视记者：困难群众对物价非常敏感，请问国家在价格补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目前价格补贴发放情况怎样？
周伴学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一手抓“稳物价”、一手抓“保民生”，会同有关部门多次完善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坚决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一是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在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7类群体基础上，进一步将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和低保边缘人口阶段性纳入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目前共覆盖困难群众约6700万人。部分地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大了保障范围。二是启动条件持续优化。将启动条件中的CPI单月同比涨幅由3.5%阶段性降低为3%。目前，满足CPI单月同比涨幅达到3%或CPI中食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6%中的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部分地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降低了启动条件。三是补贴标准稳步提高。物价补贴发放标准与城乡低保标准挂钩。各地根据城乡低保标准调整和物价上涨情况，及时提高补贴标准。部分地区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放了一次性补贴。四是发放时效不断提升。物价补贴发放时限，由早期“按月计算、按季发放”缩短至当前“按月计算、当月发放”，在相关物价指数公布当月发放到位，让困难群众尽早拿到物价补贴。五是资金保障更加有力。目前，各地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均明确了物价补贴资金来源。同时，中央财政每年对各地困难群众救助和抚恤优待工作给予适当支持。通过有力的资金保障，能够确保物价补贴足额发放到位。
2020年以来，各地累计发放物价补贴约375亿元，惠及困难群众7.3亿人次；其中2022年发放物价补贴约65亿元，惠及困难群众约2亿人次，对缓解物价上涨影响、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临近春节，国家如何采取措施保障节日市场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牛育斌
春节是我国重要传统节日，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此前工作基础上，结合形势发展变化，近期又会同有关部门对节日期间保供稳价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安排。一是强化监测分析预警。指导各地密切监测居民消费市场运行和价格变化，跟踪返乡、旅游人员流动情况，分析研判对城乡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的影响，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并作出前瞻性安排。二是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指导各地积极发挥保供稳价主体作用，梳理本地重要民生商品产需、储备等情况，提前做好充实储备、产销衔接和应急预案等准备。三是确保货源充足。指导各地加强货源调配，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等骨干流通主体加大提前备货、铺货力度，丰富品种选择。四是强化市场监管。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巡查检查，引导和倡议市场经营者守法合规经营，严厉打击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价格秩序。
从近期调度情况看，各地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储备充实，市场价格平稳有序，能够保障广大城乡居民节日期间消费需求。
摄影/高弘杰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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