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将深刻影响世界******
【中共二十大的世界意义】
作者: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既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离不开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与消费市场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既有来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利的对外释放,也将对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实现路径提供范式意义上的经验参照。而就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意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深入发展,必将加快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
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新范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化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含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总趋势,指明了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科学道路与实现路径。
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历史上,英国开启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英国的工业革命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马克思曾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全球公认的已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不仅长期主导着人类现代化进程,而且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以及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还将本国的现代化尤其是资本扩张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上,更是当今世界不平等分工和南北差距扩大的最主要根源。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预言资本主义财富不平等现象还将继续恶化下去。而美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尽管肩负着减少贫困、增进共同繁荣、促进全球货币合作,以及确保金融稳定与可持续增长等使命,但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质上都服务于美西方的根本利益,其成立70余年来在消除贫困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方面的实际贡献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存在着巨大差距。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改革与发展为全球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和超大型验证支撑,关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与不懈探索,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准备了基础性条件。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身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成熟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海外华人以及国际有识人士的发展智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付诸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各国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来看,现代化意味着一国或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生活等领域的全面进步与科学发展,而现代化的动力与支撑条件离不开技术进步、制度完善尤其是治理水平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中国而言,要在超过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实现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超越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适配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牢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主导权;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深耕生产力发展与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水平推进为世界提供范式借鉴并形成良性互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提高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体系建设过程中,成功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因此形成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思想的新发展理念。
将推动全球迈向繁荣共生之路
中国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对地区乃至全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溢出效应。
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10月发布的相关报告,2013年到2021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6%,这一数字大大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也高于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而七国集团同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总和只有25.7%,这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88.2亿美元,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79万亿美元,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此外,中国已同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发展倡议。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1万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613亿美元。2013年至2021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约1.08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286亿美元,涵盖交通、电力等多个领域。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沿线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投融资政策框架,加入双边或多边经济贸易协定,全方位推动了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与人文交流;特别是通过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仅契合了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投资需求,进而找到了政府与市场、商业融资与开发性融资的有机结合点;而且带动了新一轮产业与技术的匹配性转移,将中国的发展优势、现代化能力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从而奠定了“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初步形成了中国携手周边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繁荣共生的现代化新局面。可以说,这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之外的经济力量首次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承担起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推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任。这一进程将随着中国先后完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断释放新的更大发展红利,加快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届时,我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将有更大提高,不仅将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主导力量,也将基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球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2版)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